娃爆為何大學又愛又怕生遛家長火，

▲ 上門遛娃的大学從業者多為在校大學生、應屆畢業生和專業體能教師等。生遛（視覺中國/圖）

　　過去孩子沒人照看，家長請保姆或者托付親戚。火家何又如今家長意識到，爱又大學生也可以成為一種選擇，大学“還不好意思講價”。生遛

　　10名有意做遛娃師的大學生中，隻有兩人的火家何又專業與教育相關，多數人僅有照看弟弟妹妹或做家教的爱又經驗。

　　孩子在陪護過程中受傷，行為人應承擔侵權責任。生遛但事發多在封閉家庭空間或缺少監控的娃爆戶外場所，往往難舉證。火家何又

　　薑建楠時不時會接到小朋友打來的爱又電話。有的用電話手表，有的拿著家長手機，嘰嘰喳喳地向他匯報：“我今天在學校考試拿了名次”“我們今天上了好多課”。電話那頭，有的孩子叫他“南瓜哥哥”，有的直接喊他“舅舅”。

　　2026年8月，22歲的薑建楠在江西省南昌市做起了全職遛娃師。這份工作主要是受家長委托，帶孩子進行戶外活動。在他的社交賬號主頁，“畢業大學生在南昌挑戰給一百個陌生家長上門遛娃”的係列視頻已經更新至第20期。

　　視頻中，他帶著不同的孩子爬蟠龍峰、摘柿子，去植物園撿板栗，也陪他們在水上樂園和蹦床遊樂場玩耍。評論區裏，不少南昌家長留言詢問：“我家就在附近，能不能也遛遛我家的娃？”

　　薑建楠並非個例。社交平台上，“大學生遛娃”成為新型兼職，逐漸受到關注。工作內容從上門陪玩、簡單照護到戶外陪伴不等，收費通常在每小時20元至60元之間。據南昌發布10月20日報道，“上門遛娃”的從業者多為在校大學生、應屆畢業生和專業體能教師等。這項服務正在成為家庭育兒之外的一種補充選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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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家長有需求

　　大學畢業後，體育教育專業的薑建楠先到一家體能機構工作，負責在教室裏帶孩子進行感覺統合訓練，學員年齡較小。這份工作他隻做了兩個星期。“實在不喜歡，一個人對著那麽多穿尿不濕的小孩，我感覺有點力竭了。”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，想改行做上門體育訓練，但發現這一領域已經比較成熟，個人很難進入。

　　轉機來自一個小名叫天天的小朋友。在上感覺統合訓練課時，天天很喜歡薑建楠，回家後也總念叨著“薑老師”“薑哥哥”。天天的母親袁蕊因此記住了這個年輕人。袁蕊平時工作忙，家裏孩子也多，照顧起來精力有限。天天又是練跳水的小運動員，精力格外旺盛。看到孩子喜歡薑建楠，她主動提出：“周末願不願意帶天天出去玩？我給你一千塊。”

　　薑建楠本就喜歡天天，欣然答應。他把帶天天出去玩的一天拍成視頻，發到了自己的社交賬號上。沒想到，視頻吸引了附近家長的關注，不少人主動聯係他。薑建楠由此意識到，上門遛娃或許可以成為一份專職工作。

　　他給自己起名“南瓜老師”，將服務價格定為每小時60元。遛娃訂單主要集中在周末，一次通常持續六七個小時。工作日也會接到一些臨時訂單，內容包括教孩子騎車、打球等。

　　做了兩個月，薑建楠的微信裏加了近百名家長，固定遛的孩子有七八個，年齡集中在4至10歲。在他看來，願意花錢請人遛娃的家長，主要有兩類，一類是工作忙，沒有時間陪孩子。另一類是自身精力有限，難以滿足孩子的運動需求。

　　46歲的袁媛屬於後者。今年暑假，她在短視頻平台上刷到了薑建楠，把他的視頻從頭到尾看了一遍，隨後私信詢問能否帶孩子去一趟他們一直想去的水上樂園。

　　袁媛生育較晚，生下雙胞胎早早和晚晚（均為小名）時已經38歲。如今，兩個孩子逐漸長大，精力充沛，她和年過五十的丈夫卻越來越難以跟上孩子的活動節奏。“我們的體力是絕對做不到的。思想、體力，包括耐心，不管花多少錢我們都給不了孩子這些。”袁媛說。

　　薑建楠不僅陪孩子玩，還會設計互動遊戲，兩個孩子很喜歡他。從水上樂園回來沒多久，早早和晚晚又提出想跟“南瓜哥哥”去做陶藝手工。袁媛覺得，這個年輕人“吸引孩子也吸引家長”。不過，薑建楠最近接單較多，當月訂單早已排滿，兩個孩子已經有一段時間沒能和他出去玩了。

　　除了體力上的優勢，大學生帶來的陪伴方式也有所不同。袁蕊發現，父母陪伴孩子時，有時難免帶著教育的目的，孩子反而會感到壓力。“南瓜老師”更像一個可以一起玩耍的哥哥，小孩能夠跟著他運動、探索大自然。

　　以前去遊樂場，袁蕊通常把孩子送進遊樂區，讓他自己玩。如今，薑建楠會陪著孩子一起鑽海綿坑、玩滑梯。孩子有人陪著玩，她也終於有時間逛街。袁蕊覺得，這種安排讓雙方都輕鬆不少，“家長放心，小朋友也開心”。

2026年10月，江西南昌，薑建楠陪孩子玩耍。（受訪者供圖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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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大學生入場

　　遛娃的需求確實存在，但家長為什麽偏偏選中大學生？

　　在剛大學畢業的漫漫（化名）看來，大學生“便宜、好用”，是家長選擇他們的主要原因。漫漫畢業於中國農業大學，時不時會在社交平台上尋找“大學生陪娃、遛娃”的帖子，並在下麵留言自薦。

　　在她看來，過去家長遇到孩子沒人照看的情況，更多是請育兒嫂、保姆，或者托付給家裏的親戚。如今，越來越多人開始意識到，大學生也可以成為一種選擇。“好像大學生是個很好的資源，還不好意思講價。”漫漫說。

　　此前，大學生帶娃的話題也曾在網絡上流行。“花××元請大學生帶娃”的視頻陸續出現。不過，有拍攝者稱，這類視頻中，不少所謂的大學生實際上是熟人或演員，並非真正受雇帶娃。自媒體博主“辣條姐妹”（網名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，這類視頻中有不少是為了製造話題博取流量而拍攝的。

　　“辣條姐妹”運營著多個與育兒相關的賬號。2023年8月，她曾發布一組名為《花5000找了個00後大學生帶娃旅遊是什麽樣的體驗》的視頻。她稱，視頻中的大學生實際上是她的朋友。當時，她在大學學習編導，拍攝這一題材，正是因為“大學生帶娃”在網上很火。視頻發布後，也獲得了不錯的流量。

　　盡管部分視頻並非真實的雇傭關係，但這一話題讓更多家長注意到，大學生也可以成為遛娃的新選擇。

　　廣東省中山市一位姓齊的女士今年31歲，有一個8歲的兒子。平時白天要出門工作，孩子有時隻能獨自在家。看到網上的相關視頻後，她和朋友聊天時提起，想找個大學生幫忙照看孩子。恰好朋友家有一名大學生放假在家，便介紹他到齊女士家，陪孩子拚樂高、吃飯，還幫忙檢查作業。“你們都是在玩梗，隻有我是真的找了個大學生暑假看娃。”齊女士在社交平台分享這段經曆。

　　暑假結束後，這名大學生也離開返校。仍需要有人接送和陪伴孩子的齊女士，又找到了自家附近大學一位姓黎的大四學生。

　　每天下午4點多，小黎準時到小學門口接孩子，帶著孩子去買菜，回家後孩子寫作業，他負責做飯。飯後，他再檢查作業、盯著孩子改錯，等齊女士下班回家，才返回學校。小黎每天工作約3個小時，齊女士按月支付酬勞3500元。

　　在齊女士看來，大學生的性價比高。“我找一個阿姨來做飯搞衛生是一筆費用，再請一個人輔導作業又是另外一筆費用，但大學生可以都做了。”對小黎來說，這份兼職他也很滿意。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，工作地點離學校近，時長合適，整體強度在自己能夠接受的範圍內，除了偶爾輔導功課會讓他覺得有些“心累”。

　　除了價格便宜，大學生的年齡和受教育背景也是一些家長看重的因素。齊女士認為，年輕人容易和孩子玩到一起，和家長也比較好溝通，並且受過高等教育，能夠給孩子帶來一定影響。

　　2026年9月，齊女士再次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聘請大學生兼職帶娃的經曆，她寫道：“我又又又請了一個大學生來家裏兼職。”這次分享仍引來不少家長關注，有人表示“打開了思路”，也有人在評論區詢問尋找大學生的渠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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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照看孩子非易事

　　在多位受訪的大學生看來，遛娃是一份門檻不高的兼職。但在家長和專業從業者看來，照看孩子並非一件簡單的事。

　　南方周末記者以家長身份，聯係了10名在社交平台上尋找陪娃、遛娃兼職的大學生。他們普遍認為，這份工作門檻不高，內容相對輕鬆有趣，報價在每小時20元至60元之間，根據距離、地點和服務內容有所調整。

　　但袁蕊不認為照看孩子是件輕鬆的事，“不是說隨隨便便一個大學生就能做這一行，做不了”。

　　在薑建楠這樣的遛娃師受到關注之前，市場上已經有一種相似的服務，叫作兒童成長陪伴師（以下簡稱“兒陪師”）。兩者都需要陪伴孩子，但服務內容和工作時間有所不同。相較於以戶外活動、陪玩為主的遛娃師，兒陪師的服務通常更加長期、固定，還涉及日常生活照料和啟蒙教育，不少兒陪師需要入戶住家。

　　不過，兒陪師目前尚未被列入人社部門的職業目錄。一位兒陪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，目前行業沒有統一的資格證書或標準。一些機構會自行組織崗位培訓、考試並頒發證書，但這些證書的認可度有限。

　　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教授姚金菊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，這一職業尚未納入職業目錄，因此存在職業標準和認證體係不清晰、缺乏行業監管與自律、適用法律規範不明確等多種問題。

　　一位姓劉的兒陪師此前在教培機構工作了十幾年，今年剛轉入兒陪領域，月薪1.2萬元。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，這份工作比她預想的更加耗費心力，像是“家庭教師加保姆”。“有的孩子不是那麽好帶的，我之前在機構上課，那些孩子都很喜歡我，但是現在這個孩子就隻能算配合。”

　　據她介紹，在職業兒陪師的招聘中，教師資格證等相關資質是重要的加分項。缺少相關資質，求職者在麵試時往往處於劣勢，也較難取得家長信任。在她看來，大學生雖然年輕、有活力，容易和孩子親近，但普遍缺少與孩子長期相處的經驗，也不具備兒童心理學方麵的專業知識。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，上述10名大學生中，隻有兩人的專業與教育相關，多數人僅有照看弟弟妹妹或做家教的經驗。

　　薑建楠也意識到了這一點。最近半個月，他推掉了不少訂單，把時間用來學習兒童推拿、兒童心理與健康知識，希望今後能提供涵蓋體能、飲食、身體和心理等一條龍服務。他認為，遛娃陪玩的市場很大，但真正能夠做好這份工作的人並不多。

　　在上述兒陪師看來，陪伴孩子不是一份普通的工作，需要從業者懂得如何與孩子相處。袁蕊也認為，做這行首先要喜歡孩子，不能隻把它當成一份職業，“薑老師就是真心喜歡小朋友”。

　　薑建楠的工作不像短視頻裏呈現的那樣輕鬆，收入也沒有想象中可觀。最初，為了拍視頻，他沒有向家長收費。收費後算下來，每月收入兩三千元。因為訂單主要集中在周末，一個月即使排滿，也隻有八天可以接單。

　　但他依然覺得這份工作有意義。他回憶，在植物園裏，他假裝伸手去摸植物上的刺，孩子會趕緊拽住他的手，提醒他有危險。一個原本性格內向的男孩，不怎麽笑，見過兩三次後，開始主動和他分享學校裏的事，男孩還央求媽媽買一個排球，說：“以後我要證明給薑哥哥看，我可以顛二十個球了。”

　　結束工作後，薑建楠常常騎著電動車回家。有一次，他剛教會一個孩子騎自行車，回去的路上想了很多：“我就想，這個孩子學會騎自行車，以後他的人生道路上，隻要騎車，都會有我的影子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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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存在安全隱患”

　　當視頻中的大學生走進現實中的家庭，問題也隨之出現，把孩子交給陌生人，家長真的放心嗎？

　　在一條“找大學生幫忙帶娃”的帖子下，福建省廈門市的家長婷婷（化名）留言表達了自己的擔憂：“作為孩子媽媽，刷到會想點進去，這個構想是好的，但是細想存在很多安全隱患和信任問題。”她認為，通過社交平台進行的個人交易，雙方都缺乏保障。家長無法確認孩子是否得到妥善照看，大學生也可能遇到不好相處的雇主。

　　薑建楠稱，為了讓家長了解孩子的情況，也讓家長及時掌握孩子的動態，他接單前會先與家長和孩子線下見麵，詢問孩子的飲食禁忌、過敏情況，以及興趣愛好和性格特點等。陪玩過程中，他通常每隔一個小時左右，主動向家長發送照片、視頻，或者打視頻電話。

　　袁蕊願意把天天交給薑建楠，也與這些細節有關。她說，孩子會帶著有定位功能的電話手表，薑建楠也會主動匯報孩子的情況。平時有什麽事聯係他，他通常也能很快回複，“所以還是比較安心的”。

　　北京雲亭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梁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，家長通過社交平台直接聯係大學生上門帶娃，雙方通常構成的是勞務關係，而非勞動關係。這類臨時、短期的兼職通常不適用勞動法，發生糾紛時，主要依據民法典等相關法律規定進行處理。

　　梁勇提醒，正因為不是勞動關係，就更需要把權利義務“寫下來”。首要問題恰恰是雙方的權利義務不明確。家長和大學生往往沒有簽訂規範協議，一旦出現孩子或大學生受傷、拖欠報酬等情況，責任認定和承擔就容易產生爭議。與通過平台或公司尋找兒陪師、育兒嫂相比，家長與大學生在社交平台私下對接，不在監管鏈條之內，這也是私下交易缺乏保障的根源。

　　梁勇介紹，一些相對規範的平台會對從業者進行資質審核和背景調查，與家長簽訂服務合同，部分還會購買保險。而個人之間的私下交易，通常缺少這些保障。

　　薑建楠稱，帶孩子外出時，他也會時刻留意安全風險。他會提前設想活動中可能出現的危險，並在陪玩過程中觀察孩子的狀態，盡量避免意外發生。“我比家長還擔心。我會把危險想象一遍，把危險發生的概率壓縮到很低。”

　　不過，薑建楠與家長之間沒有簽訂任何書麵協議。作為補充，他會在每次遛娃前，讓家長為孩子購買當天的意外險，費用從他的酬勞中抵扣。“這種保險比較便宜，圖個心理安慰。”他說，目前還沒有發生過孩子受傷等意外。

　　但長沙的文麗（化名）卻遇到了孩子受傷的問題。2025年12月，她通過短視頻平台聯係了一名提供臨時上門帶娃陪玩服務的從業者，雙方沒有簽訂合同。

　　文麗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，孩子在對方陪同期間，被另一名兒童的羽毛球杆擊中頭部。就醫後，孩子又出現藥物過敏，額頭反複腫脹，持續了兩個月。她認為，遛娃師沒有及時、妥善地處理傷情，也沒有第一時間向她說明事情的完整經過，甚至沒有留下對方家長的有效身份信息和聯係方式。她稱，自己幾經周折，直到報警後才聯係上對方家長。

　　此後，她要求遛娃師退還當日的服務費，遭到拒絕。文麗稱，對方認為“孩子受傷很正常”，甚至仍在短視頻平台使用雙方此前的聊天記錄招攬客戶。

　　事後，文麗認為，家長容易被視頻中輕鬆、愉快的陪伴場景吸引，卻忽略了從業者的經驗和背景是否真實、服務過程是否有保障。

　　在梁勇看來，如果孩子在陪護過程中受傷，根據民法典過錯責任原則，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造成損害的，應當承擔侵權責任。但在實際糾紛中，事發又多在封閉的家庭空間或缺少監控的戶外場所，這些情況往往難舉證。

　　梁勇認為，一旦發生意外，可能產生的賠償遠遠超過原本的勞務報酬，因此事前防範尤其重要，雙方可以協商購買短期保險，也可核實照看者的健康狀況、有無相關經驗等。在他看來，隨著這類服務發展，第三方平台或許能夠發揮作用，通過規範服務標準、明確價格、資金托管等方式，減少雙方的信息不對稱，增加交易保障。

　　家長有所顧慮，大學生也並非沒有擔憂。

　　漫漫在社交平台多次留言自薦，但至今沒有接到合適的遛娃陪玩訂單。她發現，不少招聘信息寫得比較模糊，私聊之後才知道，家長需要的不隻是遛娃，還包括接送、做飯、輔導作業，甚至住家照看孩子。她認為，這是在“薅大學生的羊毛”。

　　梁勇建議，大學生從事此類兼職時，最好與家長簽訂書麵的勞務協議，或者至少通過微信等渠道留下記錄，把雙方身份、服務地點與內容、報酬標準與結算時間、服務時長、風險分擔與責任安排寫清楚。